OECD Multilingual Summaries

Government at a Glance 2017

Summary in Chinese

2017年政府概览

中文概要

经合组织地区的经济增长缓慢复苏，但全球化遭到了实实在在的抵制，政府必须采取应对措施。对公共部门缺乏信心，且认为公共政策偏向某些利益群体的观念大幅扩散。经济周期缩短、技术变革和颠覆性创新导致人们呼吁改革国内劳动力市场和社会保障体系，而气候变化、逃税和恐怖主义则需要全球采取一致行动。政治极化和公民对公共部门的不信任使得改革的成功更难预料。让政府部门和当选官员更廉洁，通过开放的政策制定进程鼓励公众参与，与公民不间断地对话，提高政府的能力，在不同选择中找到最合适的政策，这些都对政府重新建立与公民的联系，促进更具包容性、更可持续的增长非常重要。《2017年政府概览》为这样的公共治理改革提供了依据。

财政稳定措施继续，但债务水平仍然很高，政府投资下降

• 因金融危机后各国采取措施稳定公共财政，2015年经合组织国家的平均财政赤字达GDP的‑2.8%，与2009年的‑8.4%相比有所改善。
• 经合组织国家的结构性余额从2009年潜在GDP的‑6.3%上升到2015年的‑2.4%，表明已经重返长期趋势。
• 经合组织国家2015年的政府平均债务达GDP的112%，其中十一个国家的债务水平与GDP相当或更高。
• 政府投资在2015年平均为GDP的3.2%，最高为匈牙利的6.7%，最低为以色列的1.5%，与进行财政扩张时的2009年均值4.1%相比有所下降。公共投资的三分之一流向了经济相关事务，主要是交通运输业，其次为国防（15.2%）。

医疗卫生和社会保护的公共预算增加

• 2007至2015年，经合组织国家的公共预算在社会保护（2.6个百分点）和医疗卫生（1.7个百分点）上增加的投入最多。
• 考虑到三分之一的公共采购支出用于医疗卫生，提高公共采购药品、医疗技术和用品的透明度和效率对于降低医疗成本，提供更好的医疗服务很重要。

政府雇员总数整体稳定，但国家层面出现重要变化

• 由于危机后采取了财政紧缩措施，很多经合组织国家报告称中央政府进行大规模裁员，尽管如此，经合组织国家的政府雇员总数在就业总人口中占比在2007至2015年间略有上升，从17.9% 上升至18.1%。
• 这一平均值掩盖了各国间的差异。在英国和以色列，政府雇员总数在就业总人口中占比在2007至2015年间下降最多，超过2.5个百分点。与此相反，捷克、爱沙尼亚、匈牙利、斯洛文尼亚和西班牙在同期增长率大于等于两个百分点。
• 此外，这一比值（政府雇员总数在就业总人口中占比）还掩盖了公共部门雇员绝对值的变化。2014至2015年，土耳其的政府雇员总数增长了3.9%，而荷兰则下降了超过3.6%。这些变化在比值中体现得并不明显，因为政府雇员总数与就业总人口变化幅度大致相当。
• 平均而言，D1级（最高级别）经理比D2级的收入高27%，比中层（D3级）经理高72%，大约是D4级经理收入的两倍多，是高级专业人员的2.6倍多。这表明管理职位的收入差距大大高于技术职位。秘书的收入平均比D1级经理低四倍多。

政府领导岗位中，女性比例偏低

• 2017年，在经合组织国家中，女性平均仅占国会议员的29%，政府部长的28%。
• 与此类似，尽管女性占公共部门雇员的58%，却只担任32%的高级职务。
• 在各级公共事务和就业中，如果女性能够平等参与，便能扩大人才库，为提高组织绩效做出贡献。

绩效工具和行为研究提高了公共部门的效率和效益

• 几乎所有国家都要求中央政府雇员必须进行技能评估。能者多得仍是挑战，业绩工资模式占比自2010年以来保持稳定。
• 经合组织国家越来越多地运用开支审查，更好地控制支出，设定优先顺序。2008至2016年，22个经合组织国家至少进行了一次开支审查，而2000至2007年，仅有五个国家这样做。
• 很多经合组织国家也开始进行行为研究，主要是为了改善政策执行。行为研究有可能在整个政策周期中得到运用，在设计和评估政策时尤为如此。

政务公开倡议势头良好，但需要进一步评估

• 各国正逐渐将透明度、问责和参与等政务公开准则制度化。约一半的经合组织国家（35个国家中有17个）采取了政务公开的国家战略。
• 大部分经合组织国家采取了“默认公开”的政策，除非有正当理由，所有的政府数据都应对外公开。
• 然而，各国对是否鼓励政府之外（如编程马拉松和共创活动）或政府内部（通过培训和资讯分享会）的数据再利用态度不一。
• 很少有国家会评估政务公开倡议是否实现了预期的经济、社会、公共部门生产力或问责目标。

需要更多举措来重新建立对政府的信心，保证获取服务

• 对政府的信心仍然低于危机前的水平。2016年，经合组织国家中平均42%的公民表示对他们国家的政府有信心，而2007年前这一比例为45%。
• 不同人群获取服务，得到的回应和服务质量长期不平等。在所有的经合组织国家中，低收入人群报告的未经满足的医疗需求比高收入人群更多。与此类似，社会经济处于弱势地位的学生无法达到理科基准水平的几率是条件优越学生的近三倍。
• 政府需要防止出现新形式的“电子排外”。尽管越来越多的公民通过数字渠道与政府互动，不同的教育程度、居住区域和年龄导致人们的接受程度一直存在差距。